话说公元315年，天下乱得像一锅粥。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，经过几年的努力稍稍得到安定。而他手下的军阀王敦却手握重兵，控制着长江中游，连琅琊王都要让他三分。而王敦手下有个宠臣叫钱凤，是吴兴人，他一直跟陶侃过不去，最擅长在王敦耳边吹风，污蔑陷害陶侃。
钱凤为啥要跟陶侃过不去呢？原来陶侃刚刚立了大功，在荆州一带平定了杜弢的叛乱。这可让钱凤眼红了，他生怕陶侃功劳太大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就三天两头在王敦面前说坏话：“主公啊，陶侃这人手握重兵，可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陶侃这时候正要回江陵驻地，听说有人在背后捅刀子，就想去找王敦当面说清楚。他的部下硃伺和皇甫方回赶紧劝他：“将军千万别去！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。”可陶侃是个直性子，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还是去了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果不其然，一到王敦那儿就被扣下了。王敦二话不说，就把陶侃调去当广州刺史——明升暗降，那可是当时的蛮荒之地。反而让堂弟王廙来接替陶侃的荆州刺史职位。
消息传到荆州，将士们可不干了。郑攀、马俊这些将领带着一帮人直接找到王敦，上书请求留下陶侃。王敦正在气头上，哪听得进这些话？断然拒绝。这下可把将士们惹毛了：咱们跟着陶将军出生入死平定叛乱，结果反倒被贬官？再说新来的王廙为人苛刻，谁受得了啊！
展开剩余84%于是郑攀他们干脆带着三千兵马跑到涢口驻扎，还向西迎接叛将杜曾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可把王廙给打得措手不及，仓皇逃到江安。杜曾和郑攀又北上迎接第五猗，联合起来对抗王廙。王廙带兵讨伐，结果又被杜曾打得落花流水。
王敦听说这些变故，第一反应就是：这肯定是陶侃在背后指使！气得他穿上铠甲、拿起长矛，就要去杀陶侃。来回走了四五趟，就是下不了手。陶侃倒是镇定自若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使君这般雄才大略，怎么这件事就这么优柔寡断呢？”说完居然起身去上厕所了！
这时候王敦的谋士梅陶、陈颁赶紧劝谏：“主公三思啊！周访和陶侃是亲家，好比左右手。您要是砍了左手，右手能不反抗吗？”王敦这才冷静下来，不但没杀陶侃，还设宴饯行。陶侃多精明的人，当晚就连夜出发。王敦为了表示歉意，还任命他儿子陶瞻为参军。
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：王敦这人虽然专横，但也不是完全糊涂。他明白要是真杀了陶侃，周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周访可是当时的名将，手握重兵，真要闹起来，王敦也吃不消。这就是政治博弈的微妙之处啊！
再说广州那边，也是一团乱麻。原来的交州刺史顾秘死了，当地人就推举他儿子顾寿代理刺史。没想到帐下督梁硕起兵造反，把顾寿给杀了，自己控制了交州。这时候有个叫王机的，原本是窃据广州的军阀，怕王敦来讨伐，就想谋取交州刺史的位置。
正巧杜弘向王机投降，王敦就想借这个机会让王机去对付梁硕。于是表奏朝廷，说王机收降杜弘有功，让他当交州刺史。王机兴冲冲地带兵去交州，到了郁林才发现，梁硕已经迎接前刺史修则的儿子修湛代理刺史事务，开云app摆明了不让他进城。
王机进退两难，只好和杜弘、温邵、刘沈这些人密谋，还是回广州去吧。这时候陶侃正好快到广州了。当地人都劝他谨慎行事，别贸然前进。陶侃却毫不犹豫，直奔广州城。结果发现各郡县都已经迎接王机了。
杜弘派人来假投降，陶侃一眼就看穿了。带兵进攻，大破杜弘，在小桂生擒刘沈。又派督护许高讨伐王机，王机兵败逃跑，病死在路上。许高也是狠人，把尸体挖出来砍了头。将领们都请求乘胜追击温邵，陶侃却笑着说：“咱们声威已经树立，何必动刀动枪？一封信就够了。”果然，温邵见信就逃，在始兴被追上擒获。杜弘向王敦投降，广州之乱就这样平定了。
陶侃治理广州时，有个特别有名的故事：他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头从书房外搬到里面，晚上再搬出去。别人问他这是干什么，他说：“我要致力于收复中原，要是过得太安逸，恐怕以后担当不了大事，所以自己找点劳苦事做。”
看到这里，真让人感慨。陶侃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文武双全，而且特别有自律精神。可惜在那个乱世，这样的人才却要受王敦这种权臣的压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正是这种逆境，反而磨练出他后来的成就。
再说北边，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陕东伯，让他可以自行任命刺史、将军这些官职。这相当于把整个东部地区的统治权都交给了石勒。石勒是什么人？后来后赵的开国皇帝！刘聪这个决定，开云app可谓养虎为患。
汉国大司马刘曜进攻北地，晋朝任命麹允为大都督、骠骑将军去抵抗。索纟林被任命为尚书仆射、都督宫城诸军事。刘曜攻下冯翊，太守梁肃逃到万年。刘曜又转攻上郡，麹允从黄白城退到灵武驻扎。因为兵力太弱，根本不敢前进。
晋愍帝多次向丞相司马保求援，司马保的手下都说：“毒蛇咬手，壮士断腕。如今胡寇势大，不如断绝陇道观望形势。”从事中郎裴诜反驳道：“现在蛇已经咬到头了，头也能断吗？”司马保这才派镇军将军胡崧当前锋都督，说要等各路军马集结完毕再出发。麹允想护送皇帝去投靠司马保，索纟林劝阻说：“司马保得到天子，必定要满足私欲。”于是作罢。从此长安以西地区不再向朝廷进贡，百官饿得只好采集野粮充饥。
这时凉州军士张冰捡到一枚玉玺，上刻“皇帝行玺”，献给张实。手下人都来祝贺，张实却说：“这不是臣子该留的东西。”派人把玉玺送到长安。这件事很有意思，说明当时虽然天下大乱，但不少人还是心存晋室。张实这么做，既表明忠心，也避免成为众矢之的。
时间来到公元316年正月，司徒梁芬提议追尊吴王司马晏，右仆射索纟林等人引用魏明帝的诏书认为不可以。最后赠太保，谥号孝。这看起来是件小事，其实反映了当时朝廷礼仪制度的混乱。
汉国这边更是乌烟瘴气。中常侍王沈、宣怀、中宫仆射郭猗等人得宠专权。汉主刘聪沉湎酒色，有时三天不醒，有时百日不出。从去年冬天就不上朝，政事都交给相国刘粲，只有生杀任免这些大事才让王沈等人进去汇报。王沈等人经常不汇报，擅自作主。所以有功旧臣得不到封赏，奸佞小人反而几天内就能做到二千石的大官。连年战争，将士们得不到赏赐，而后宫这些人，连僮仆都能得到数千万的赏赐。王沈等人的车马服饰、府邸宅院都比诸侯王还要奢华，子弟亲戚当太守县令的三十多人，个个贪婪残害百姓。靳准全族都巴结这些人。
郭猗和靳准都与皇太弟刘乂有仇怨。郭猗对相国刘粲说：“殿下是光文帝的嫡孙，主上的嫡子，四海归心，怎么能把天下让给太弟呢？我听说太弟和大将军密谋要在三月上巳节大宴时造反。事成之后，主上岂能保全？殿下兄弟就更不用说了。如今祸患迫在眉睫，应该早点想办法。殿下若是不信，可以召见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、卫军司马刘惇，假意优待，准许他们自首，然后询问，就都明白了。”刘粲答应了。
郭猗又偷偷对王皮、刘惇说：“二王谋反的事，主上和相国都知道了，你们参与没有？”二人大惊：“没有啊。”郭猗说：“这事已经定了，我可怜你们亲朋好友都要被灭族啊！”说着还假惺惺地流泪。二人吓坏了，磕头求饶。
郭猗说：“我替你们想办法，你们能听我的吗？相国问你们，你们就说确有此事。要是责怪你们为什么不早报告，你们就说：‘臣确实罪该万死。但是主上宽厚仁慈，殿下敦厚和睦，如果我们说了不被相信，就会遭到诬陷之罪，所以不敢说。’”王皮、刘惇满口答应。刘粲召见询问时，二人虽然不在同一时间，但说辞一模一样，刘粲就信以为真。
这一段宫廷阴谋写得特别精彩，把郭猗这个奸佞小人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他先是挑拨离间，然后又威逼利诱，最后做成圈套，简直是个阴谋家教科书。这也反映出当时汉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。
纵观这段历史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西晋初末年的政治格局极其复杂。北方有汉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，南方又有王敦这样的权臣把持朝政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像陶侃这样的能臣良将既要对外作战，又要应对内部的明枪暗箭，实在不容易。
而汉国这边，虽然军事上强势，但内部统治混乱，奸佞当道，最终难免走向衰败。刘聪沉湎酒色不理朝政，导致大权旁落，宦官专权，这也为后来汉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。
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：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政治清明、用人得当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。若是统治者昏庸无能，宠信奸佞，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难以维持长久的统治。而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，不仅要会做事，还要懂得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，陶侃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但这些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人性的展现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。权术与理想，忠诚与背叛，勇气与谨慎，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，在乱世中的人物身上往往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。
原载于微信公众号《康乃翁文史之窗》
发布于：湖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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