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3月的一天清晨，永定门城楼下的积雪尚未完全融化，一列由长沙开来的绿皮车缓缓驶入京师。车门打开，刘策成拄着一根老式龙头手杖，略显局促地跨下台阶。相较三十年前意气风发的“模范县长”，此刻的他发须已经花白，只剩一股在寒风里仍不肯低头的倔劲儿。有人认出他低声嘀咕：“那不是当年给县里修水渠的刘青天吗？”人群很快散去，老县长提着行李消失在南中轴线上。
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——核实一件在信里听说却迟迟没有着落的“安排”。两年前，1949年10月1日，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封短短三百字的求职信。信中没有寒暄，直接点出自己“虽年逾六旬，仍愿效绵薄之力”，末尾落款仍用“刘武”，而非当年那响亮的“策成”。信寄出不到十日便得回音，毛泽东只写了十来个字：“不要来京，长沙找程潜，工作已办妥。”口吻简练，却透着难得的妥帖。刘策成揣着这张纸条，起先满怀欣慰，怎奈消息迟迟没有下文，他琢磨半天，干脆亲自跑一趟。
列车上颠簸三十多个小时，他想得最多的，还是三十八年前那堂历史课。1913年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开学第一天，一个身穿粗布短褂、脚蹬草鞋的男子，一头扎进讲台。学生们以为是勤杂工误闯课堂，谁想到不到两刻钟，整个班就开始奋笔疾书——从《春秋》到《汉书》，从墨家到庄子，顺手拈来。这就是刘策成，那年三十九岁，刚从日本回国，带着同盟会会员证与满肚子求变的火气。
坐在第二排靠窗位置的毛泽东，被这股火气点得通体发热。下课铃声响起，他蹿到讲台边，小声试探：“老师，可否借阅《庄子集解》？”刘策成爽快答应，两人随即跌进滔滔不绝的思想碰撞。用学生后来的话说，“那年夏天，长沙最热的不是街头，而是刘师与毛同学的屋檐”。师生情谊，由此刻下最初印记。
时间掠过五年。1918年冬，毛泽东北上考察，临行前撂下一句“日后若成事，当报师恩”。刘策成摆摆手：“日后之事皆未知，你先做你的文章。”两人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整整二十年。期间，刘策成官至湖南某县县长，廉洁自守，一度被蒋介石冠以“模范县长”。他引水修渠、裁并陋规，百姓吃水不要钱，修田不收税，在沅湘一带留下“刘青天”的匾额。政声很快传到南京，蒋介石在黄埔台阶下拍着他肩膀：“国民党要多几个你这样的人。”殊不知这句赞誉竟成了日后刘策成最大的顾虑。
1920年春，毛泽东在长沙筹办文化书社，囊中羞涩，翻遍通讯录，最终写信给昔日老师。信封背面只写“刘武启”，连邮资都是向朋友借的。不到半月，一位茶商送来回批兼银票：“三百大洋，即付即用，不必言谢。”当时一名县长月俸不足三十元，这三百大洋若非倾其所有，断无可能。毛泽东收下钱，却把回执改成一张借据，郑重塞进书箱，随行一辈子。
再往后，1922年，反动当局密谋在长沙逮捕毛泽东。消息传到省政府，刘策成正与赵恒惕开会。赵挥手示意警备司令：“务必速捕速决。”刘策成面色一沉，心里算盘打得飞快——硬拦绝无可能，只能暗中周旋。会后，他“按程序”上报抓捕计划，又偷偷派人夜半通知毛泽东，“速离长沙，山高水长”。演戏做足，一番猫鼠游戏，竟让赵恒惕毫无察觉。毛泽东乘船奔往上海，给老师捎来一句口信：“傍水而行，未曾落网。”寥寥十字，道尽感激。
然而历史的风向往往说变就变。1930年前后，蒋介石对于“联共”愈发不耐，刘策成的立场在南京眼里变得尴尬。先是调离县政，接着被安排到省府空头职务，实为冷置。刘策成识趣，索性辞官，搬回岳麓山巅潜心钻研诸子，于求仕之途再无过问。也正是此时，开云他完成了那本呕心沥血的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初稿。可惜兵荒马乱，书稿卷入战火，部分页码被烧得模糊不堪。
1949年，上海解放，国共对峙局势尘埃渐定。10月1日下午长沙专门设置了广播扩音器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读新中国成立的那段话，经无线电传来，带着浓郁湘音。广场人山人海，刘策成亦在其间。他没有挥旗，只静静地听完全部宣告，然后转身回到竹木旧屋，一夜未眠。天亮时，他铺纸研墨写信，开篇四个字：“毛润之鉴”，落款“昔师刘武”。寥寥三百字，把心绪梳理得干净：年六十五，愿仍以一介书生之身，为新政权整理典籍、培养师资，或能稍补穷庐只影之感。
毛泽东收到信的日期有据可查——10月12日。见到“刘武”二字，他顺手放下手头文件，对机要秘书说：“这封信，务必今日回。”于是便有了那张传世便笺，“不要来京，长沙找程潜，工作已办妥”。意思很直白：在人事尚未完全交割的关口，北上并非上策，本地就能安置。让程潜出面，也有顾及：程潜是湖南行辕主任，熟人办事更快。
遗憾的是，好事终究被繁琐耽误。原本答应的文化部门顾问一职，压在程潜桌案的公文山里迟迟未获批，湖南省政府又经历多轮机构调整，刘策成等待近一年毫无动静。思来想去，他觉得亲赴北京当面请示才最稳妥。于是便有了1951年那趟北上列车。
刘策成抵达北京第三天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，简短寒暄：“主席很快会见您，住处已安排在钓鱼台。”当晚毛泽东得闻消息，特意推开手头批件，骑车过来看望。“老师，这里冷不冷？北京春风不及长沙，但精神好。”他把热水袋往老先生怀里一塞，带着几分孩童般的亲昵。刘策成笑道：“年纪大了，心不冷便行。”两人并肩行至院中，灯影照着梧桐，少了官场套话，多的是友情余温。
次日午后，一份由中央文史研究馆起草的正式任命书送至刘策成手中：聘请其为首批馆员，专责庄学研究与先秦诸子典籍编校，待遇比照二级教授。密封的红头文件里，还有《机构供给登记表》、粮油本、书籍津贴表。所有手续，一日之内走完，俐落得仿佛早已排好队，静等主人拿号。
1952年春，刘策成在北海公园侧门租下小四合院，书架上重新摆满久违的线装书。他带着年轻助理，用一年半时间，把烧残的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补齐，又加注二十万字，改名《庄学续编》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所收藏的手稿封底，仍能看到他写给毛泽东的一行铅笔字：“昔日借书，今日还人。”春风吹皱湖面，四周静得能听见翻页声。
晚年有朋友问他，在国民党系统当过官，后来再回来，会不会担心政治阻隔？刘策成只是摆手：“天地至公，谁做事，谁担责；谁读书，谁传薪。至于品头论足，它们跟书案上的尘一样，吹吹就散。”
1963年6月18日傍晚，刘策成在案头批注“逍遥游”时忽然心绞，笔尖停在“天地与我并生”那行字上，再无下文。噩耗传到中南海，毛泽东沉默良久，提笔写下八个字：“师道长存，书卷长留。”未署职务，也未盖章，就那样夹在悼文里。秘书试问是否再加头衔，毛泽东摇头：“朋友而已，多余的不用。”
翻阅刘策成的一生，曾为县长，亦为师者；被国民党捧作旗帜，也给共产党递过援手；先以功名救民，再以学问自救。山河变幻半世纪，立场可以换，操守不能丢，这正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底色。有人说他转身太快，也有人说他躲得太巧。可若把目光移向那本补正本《庄子》，纸页泛黄却笔力劲健，字里行间尽是“齐物论”“大宗师”的宽阔视野——于喧嚣世局中走出一条飘逸而坚定的小径。或许，这才是对“模范县长”三个字的另一种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