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政区演进的长卷中，清代创设的“厅”制是一种独特的存在：不同于传统的府、州、县，是一种专为应对治理复杂情况而生的弹性政区，主要存在于民族杂处、地形交错、治理难度较大的地区，如东北、川边、云贵、新疆、甘肃、台湾以及内地个别区域。这些地方设府立县的时机尚不成熟，又亟须强化管控，清政府便设“厅”治之。这些“厅”或直隶于省，或隶属于府，成为将国家秩序精准嵌入特殊地区的“制度楔子”。
本期专栏聚焦清代推行“厅”制的两个典型地域——川边与东北。在藏彝走廊，它以灵活的设置，将国家治理的触角深入高山峡谷，催生了多民族交融的家国记忆；在关外“龙兴之地”，它则从化解旗民纠纷的理事机构，逐步演变为安民抚众、镇守边疆的抚民政区。“厅”这一独特政区制度承载着务实的治理智慧，诠释着“因俗而治”“多元一体”的生动实践。
展开剩余90%东北“厅”制
跨越百年的边疆治理探索
曲华文
在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体系中，东北地区的“厅”是个特殊存在——它既不是沿用千年的州县，也不是八旗专属的驻防体系，而是清廷为破解边疆治理难题，量身打造的“混搭型”行政单元。从乾隆年间萌芽的理事厅，到光绪朝遍地开花的抚民厅，再到清末边疆要地的直隶厅，“厅”制在东北走过百年历程，不仅见证了旗民杂居的社会变迁，更藏着清代边疆治理从“身份管理”到“地域治理”的深层逻辑。
旗民杂处催生出的“中间方案”
清代入主中原后，东北地区作为“龙兴之地”，实行了独特的“旗民分治”制度：旗人归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麾下的八旗系统管辖，民人（多为关内移民）则由奉天府下辖的州县管理。可现实却给这套制度出了难题——顺治、康熙两朝先后五次颁布“移民招垦令”后，大量民人涌入东北，柳条边内的旗地与民地犬牙交错，原本清晰的旗民划界变得模糊。
民人住旗地、种旗田，旗民之间的土地纠纷、司法诉讼经常发生。按旧制，旗官管不了民人，民官管不了旗人，一桩案子往往要来回推诿。例如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，凤凰城赛马集民人郭纬抗法殴官，办案时竟发现，这里的民人赋税归几百里外的辽阳州收，司法案件则可能分属海城、承德等多个州县管辖，最后甚至连该追责哪个官员都查不清。
这种“管理真空”，使得“厅”应运而生。乾隆初期，清廷在民人稀少却纠纷频发的旗地设“理事厅”，主官带“理事衔”——既能管民人的赋税、官司，又能处理旗民之间的纠纷，相当于在旗、民两套管理体系间架起了“桥梁”。例如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设立的吉林理事同知，就把原本归奉天府管的民人事务，划归吉林将军管辖，成了东北“厅”制的起点。
从“理事”到“抚民”的功能升级
早期的理事厅更像“应急机构”，甚至没有固定辖区，例如吉林厅在初设时，管辖范围和吉林将军辖区相近，只能按“身份”管民人，没法按“地域”划边界。但随着东北封禁渐开，移民越来越多，理事厅慢慢“长大”，变成了真正的行政单元。
嘉庆朝是东北“厅”制发展的关键节点：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长春厅设立；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昌图厅设立；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新民厅设立，“厅”的数量开始稳定增长。这些厅不只是聚焦“旗民纠纷”，更要管百姓的日常生计——岫岩厅设了37个“社”作为基层组织，配备198名乡约、396名保正，从收税到户籍，再到婚丧诉讼，样样都管；呼兰厅更是从“只管司法”升级到“统管地方”，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明确辖区边界，把旗民管理从“按身份分”改成“按地域分”，成了黑龙江设郡县的开端。
到了光绪朝，“厅”制又迎来一次大变身——从“理事厅”改成“抚民厅”。这并非简单地换名字：以前理事厅官缺多是满缺，改成抚民厅后，满汉官员都能任职；以前侧重“平纠纷”，现在更强调“安百姓”。例如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长春厅、伯都讷厅都从理事厅改成抚民厅，官员开始主动招抚移民、兴修水利，甚至推动农业技术改良。据道光《吉林外记》记载，抚民厅的衙署布局和吏役设置都按照州县规制，设有六房吏员、马快、民壮等，相当于一个“微缩县政府”。
守护边疆的最后一道防线
清末的东北，边疆危机日益严重，“厅”又承担起了新使命——变成“直隶厅”，镇守边疆要地。和普通抚民厅不同，直隶厅直接隶属于将军或道管辖，不用绕到府一级，响应更快、权力更集中。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设立的凤凰直隶厅，是东北地区第一个直隶厅，地处中朝边境，主官带“兵备衔”，既要管民政，还要守边防，相当于“军政合一”的据点。后来黑龙江设的瑷珲直隶厅、呼伦直隶厅，吉林设的珲春直隶厅，也都建在中俄、中朝边境，成了抵御外侵、稳定边疆的“桥头堡”。这些直隶厅不再和旗官同城办公，有独立的辖区和行政中心，例如营口直隶厅地处沿海，专门管通商和海防，短短几年就成了东北的商贸重镇。
到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东北改设行省前，全东北已设有近20个抚民厅、11个直隶厅。从最初的“补丁式”机构，到后来的“民生管家”，再到最后的“边疆卫士”，“厅”的角色变迁，正是清代东北治理的生动缩影——清廷不再执着于“旗民分治”的旧规矩，而是根据实际治理需求调整制度，用更灵活的方式管理这片广袤的土地。
“厅”制背后的治理智慧
回望清代东北地区的“厅”制，它或许并非完美的行政制度——有的厅职能不全，有的辖区混乱，甚至清代政书对“厅”的定义也存在分歧。但恰恰这种“不完美”，开云官方app下载彰显了清代治理者的务实精神。他们没有生硬套用内地的州县旧制，也没有固守东北的民族传统，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，以“厅”这种新型行政单元，有效化解了边疆治理的困境。
从旗民杂居的治理混乱，到行省制度的最终建立，“厅”就像一块“过渡石”，见证了东北从“龙兴之地”到“边疆要区”的战略定位转变。它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：好的治理制度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“模板”，而是能跟着时代走、贴着百姓需求变的“活方案”——这或许就是清代东北“厅”制，留给今天最有益的历史启示。
川边“厅”事
藏彝走廊的行政区划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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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“厅”，今天我们多会想到办事机构或建筑空间，却少有人知，在清代的行政版图上，它曾是守护边疆、融合民族的独特政区形态。在川西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织的“藏彝走廊”间，清代川边地区（含川西、川西北高原及川西南山地）设立的10个“厅”——3个直隶厅、7个散厅，不仅是王朝治理边地的创新实践，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鲜活注脚。
从“办事点”到“行政区”
——清代“厅”制的由来
清代地方行政本以“省—府—县”三级为骨架，“厅”的出现，是加强属地治理的制度创新。最初，知府常会派同知、通判等辅助官员到府内偏远或特殊区域驻守办事，这些官员的办事点便被称为“厅”。若只是处理专项事务，“厅”仍属官员办公场所；可当这些驻点官员逐渐掌握了辖区内“刑名钱谷”（司法、赋税）等完整管理权，并拥有固定管辖范围时，“厅”便从“事务机构”变为正式的“政区厅”，即我们所说的行政区划。
从层级上看，“厅”分两类：地处战略要冲、治理难度大的“直隶厅”，直接隶属于省级政府；规模较小、事务较简的“散厅”，则隶属于府级行政区。这种弹性设置，让“厅”成为清代应对复杂地域治理的“灵活工具”，而川边地区，正是这一工具的重要实践场。
为何是“厅”
——川边治理的现实选择
明代川边长期实行“土司+卫所”的复合管理模式：土司统辖当地部族，卫所负责军事戍守，朝廷对地方的直接管控有限。清代，随着“卫所裁改”（取消军事卫所，归入地方行政）与“改土归流”（废除土司世袭，派流官治理）的推进，川边需要新的政区形态承接治理职能——为何最终选择“厅”，而非更常见的“府”或“州”？
答案藏在清代“定额治国”的理念里。清代财政收入相对稳定，官员编制严格控制，不愿为新设政区大幅增加行政成本。而“厅”的优势恰好在此：它依托府级已有的辅助官员（同知、通判）设立，行政成本与财政投入处于可控状态。同时，“厅”的建制灵活，办事机构可深入偏远区域，能很好适配川边复杂地形和多民族杂居的治理需求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打箭炉厅（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）设立，成为清代川边“厅”制的起点，也开启了边地治理的新篇章。
半月形”到“全域覆盖”
——川边“厅”的百年布局
川边“厅”的设置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伴随王朝对边地认知的深化逐步推进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：
前中期：环盆地的“半月屏障”
乾隆年间，清廷加大对川边的开发力度，在打箭炉厅之外，陆续设立杂谷厅（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）、松潘厅（今阿坝州松潘县）、懋功厅（今阿坝州小金县）3个厅，并相继升为直隶厅。另外，也设有雷波厅（属叙州府）、越巂厅（属宁远府）、马边厅（属叙州府）3个散厅。到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峨边厅（属嘉定府）设立时，这些“厅”已形成环绕四川盆地西、北、南缘的“半月形”分布，像一道屏障，将内地治理模式逐步向高原延伸。
清末：应对边疆危机的“深度拓展”
19世纪末，西南边疆危机加剧，清政府平定土司叛乱后，在川边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，“厅”制迎来新一轮扩张。一方面，打箭炉厅因地处川藏交通要冲，战略地位日益凸显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由散厅升为直隶厅，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再升格为康定府，成为经略康藏的核心；另一方面，里化厅（今甘孜州理塘县）、三坝厅（今分属理塘县、巴塘县）、盐边厅（属宁远府）3个散厅相继设立，将“厅”的覆盖范围推向川边腹地。
至清末，川边地区共有3个直隶厅、7个散厅，占当时四川省直隶厅总数的75%、散厅总数的70%。这组数据背后，体现出“厅”作为川边核心政区的重要地位，更彰显了清廷将国家治理触角深入藏彝走廊的坚定决心。
治所里的治理逻辑
——从“土司驻地”到“行政节点”
治所（政府驻地）是行政区划的“灵魂”，川边“厅”的治所选择，藏着边地治理的独特逻辑。因川边多高山峡谷，且易受山洪、地震影响，“厅”的治所很少是内地那种规整的“四方城池”，而是多从三类地点改造而来：
有的源于土司驻地，如打箭炉厅、懋功直隶厅，依托原有部族统治中心，减少治理阻力；有的来自卫所驻地，如松潘直隶厅、越巂厅，借助旧有军事机构的防御基础；还有的由军事堡垒或巡检司驻地改建，如马边厅、峨边厅，契合边地安防需求。
这些治所虽形态不规则，却都是清廷向川边施加政治影响的“节点”：朝廷不仅投入财力修缮城池、加固城门，更以治所为中心，推行赋税、司法、教育等制度，让“国家认同”沿着山间驿道，渗透到每一个村寨。以打箭炉厅为例，其治所康定既是川藏贸易的“旱码头”，又是稽查往来人口、促进汉藏交流的“桥梁”，真正实现了“以孤城而控制诸地，以一隅而屏藩全藏”。
“厅”的落幕与遗产
——藏彝走廊上的家国记忆
1913年，北洋政府颁布《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》，将清代所有“厅”统一改为“县”，这个存续200余年的独特政区形态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但川边“厅”制留下的遗产，却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。它结束了川边长期“间接治理”的历史，让朝廷的政令第一次真正畅通于藏彝走廊；它以灵活的建制，平衡了行政成本与治理需求，成为边疆政区设置的经典案例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厅”的设立与运作，促进了汉、藏、彝等多民族在经济、文化、生活上的深度交融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埋下了种子。
发布于：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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